李庆 王晓翌
当前，高校质量保障主要通过政府制定标准、实施行业准入资格、认证课程项目以及专业评估与行业监督等方式实现，这些举措对保障和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因其带有强烈的“自上而下”的倾向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文化作为整合的力量，成为统领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改进的突破口。《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中明确要求“加强大学质量文化建设”，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将“选树质量文化建设示范校”列入工作要点，审核评估与专业认证将质量文化列为二级指标，要求各高校形成“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质量文化[]，旨在通过政策引导、典型示范和以评促建，大力促进高校质量文化建设，深入推动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高校质量文化培育生态特质不强，作为质量文化建设共生单元的教师在质量提升过程中集体失语，高校线性的质量管理思维模式比较普遍，文化生态对于师人才培育的引领得不到有效彰显，呈现出“上热下冷”的疏离态困境，探索与追寻高校质量文化生态构建的共生路径势在必行。
一、高校质量文化生态的价值意蕴
潘懋元将质量评价锚定于“人才培养成效”这一根本尺度，高等教育质量的本质在于其育人标准与国家战略规划及学生发展诉求的双重适配程度。“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核心范畴，在中西方语境中都突出了文化的“人为”性质，是人所确立的不同于自然秩序和生存本能的价值规范体系和社会行为规范[]。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H.Steward）通过引入生态学原理重构文化研究范式，创立文化生态学理论。将质量文化纳入生态视域考察，“共生”概念被赋予新的内涵——它不仅是多主体共存的状态描述，更是价值共创的动态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质量文化的生态化发展实质是构建“差异协同”的开放系统，通过多元主体间的能量流动与信息交换，实现质量标准的动态优化和文化基因的持续性创新。质量文化生态场域中师生、管理者、高校、行业、政府到社会等共生单元共同存在，形成具有教育特色的协同发展体系，共同构筑高校质量文化生态的支撑框架与发展场域，为教育质量共同体的良性运作奠定基础并营造多维环境。
二、高校质量文化生态的现实困境
（一）质量文化生态共生单元缺失
一方面，教师专业自主遭遇制度性剥离。高校受制于科层组织结构自上而下的任务管理模式，职位设置自呈等级序列，权责分明层级监督[]，难免陷入纵向逐级分配任务的管理模式窠臼。科层制理性化陷阱在高等教育场域表现为技术效率至上的价值取向，强调规约与服从的组织权威以及管理层刚性行为规则与程序。教师不断地被规训、被模塑，教师群体间的横向协同互动长期处于低效状态，持续强化着师范教育质量管控中自上而下线性管理模式，容易引发教师群体的隐性抵触心理[]。在科层制管理逻辑主导下，以量化考评为导向的绩效管理机制过度凸显工具理性，其单向度指令传递模式消解了应有的对话空间，不仅削弱了教师的职业热情与创新动能，更导致教育场域中人文关怀的流失与专业共同体的情感离散。换句话说，行政权力泛化，极大限度地规避了人才培养中的个性化、情感性和文化性因素，其结果就是教师越来越难以按照自己的专业判断来行动和实践，严重削弱了质量文化的创生功能。
另一方面，学生质量生成主体力量不彰。学生作为高校内部的核心利益相关者，是推动形成质量提升多元主体“共治”格局的主要力量。现实中，高校教育政策制定、实践活动主导权集中于以行政部门代表的管理者，学生作为“新手”被默认缺乏发言资格。高校对学生的评价多以“合规性考核”为主，缺乏对学生作为“评价主体”的赋能。高校沿循管理主义架构导致权力结构制度性壁垒，造成了对学生作为质量提升主体的“漠视”。学生被贴上“学生”标签，忽视了学生对教学改进的“过程性参与”，致使学生质量提升的主体性让位于制度性规约。事实上，学生是未来职场的核心后备力量，亟需打通从“被动接受者”到“主动建构者”的转型通道，最终实现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与行业生态改善的双赢格局。
（二）质量文化生态共生模式失衡
首先，政府质量单向度问责遮蔽了高校人才培养自主权的发挥。在当前的公共治理领域，行政主导型的绩效评估机制与市场驱动型的质量管控体系呈现双重强化态势，而植根于学术伦理的专业问责模式却面临边缘化危机，其学理价值与实践空间正被结构性压缩[]。在这种单向度问责范式中，教育质量被狭隘地定义为满足外部利益相关者尤其是政府的要求，教育的质量目标仅仅定位于通过专业认证或审核评估等外部评估。然而，在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中，高等教育质量革新不应拘泥于既有成果，而需突破标准化框架的桎梏，通过内生性变革实现质量体系的迭代重构，既非简单迎合外部评估指标，亦非固守经验理性，而是以教育本质的深度觉醒推动质量标准的自觉重建。
其次，高等教育的“文化编码”功能逐渐弱化。当前院校治理体系日益凸显绩效指标、科层管控、行政服从、权力集中等管理主义特征，这与高校本应秉持的学术自由、教学精进、育人使命、长远发展等核心价值形成结构性张力。当量化考核取代学术判断，科层指令凌驾于教育规律，原本统整的“教育性”逐渐沦为管理逻辑的附庸，导致质量提升异化为技术操控，教育场域的“育人性”等人文精神内核遭遇持续边缘化。高等教育中管理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冲突，本质上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在高校中的具象化呈现，不仅关涉高校质量文化建设，更折射出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层制度困境。
最后，高校与行业协同育人的组织效能不彰。高校与行业应结成双向互哺的协作关系，达成“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协同育人的共同目标。然而现实是，院校导师缺乏一线实践经验，指导过于理论化；行业导师自身任务繁重，难以系统指导实习生。双方合作缺乏细化的职责分工、考核标准和争议解决机制，缺乏跨部门统筹协调，导致资金、编制、激励政策不配套，协同育人的成果归属权不明确，资源未实现互通，难以形成协同育人的大数据支撑，造成数据与信息孤岛的不利局面，合作仍停留在浅层资源交换，而非深度融合的价值共同体。
三、高校质量文化生态的共生逻辑
（一）重塑自由多元的质量文化共生单元建设
一方面，激活教师参与度与话语权消解高校行政权力泛化。高校质量文化作为质量管理的价值观隐形于高等教育全过程，也指导并影响文化主体的行动[]。由此，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并非依赖行政指令的单向传导或实践经验的简单升维，其本质在于多元主体依托仁爱精神，在对教育事业的深切关怀与使命担当中，通过民主协商构建价值共识，以交互式实践推动系统革新。这种改进机制强调主体间性的平等对话，既非垂直管控的机械执行，亦非自发性经验整合，而是以责任伦理为内核，在持续互动中实现质量文化的共生共荣。教师在科层制的制度性压抑下，亟需回归重构其在人才养成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在制度理性与教育诗性间找到平衡点，真正实现教师培养质量质的提升。
另一方面，制度赋能学生协商共治筑牢质量生成主体性。制度不仅是约束行为的规范，更是塑造个体认知与行动的“脚手架”[]。高校应聚焦于通过系统性制度设计激发学生在专业成长中的主体意识与能动性，通过建立弹性化、参与式、支持性制度，为学生提供自主发展的空间与资源，使其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建构者”。高校需要对学生进行担当使命教育、自身成长规划、真实场景反思、创新与解决问题的意愿以及对社会现象的独立判断与突破惯性路径的勇气建立制度与主体的互动机制，构建基于实证调研的“能力-权限”匹配体系，进一步增强其专业自觉意识与能力。
（二）释放协同育师的质量文化互惠共生动力
首先，政府和高校价值共谋。《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的出台标志着中国教育战略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通过“分类发展”政策回应高等教育多样化需求。这种转变体现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精准施策”的治理逻辑，旨在破解单一评价体系导致的高校同质化竞争困境[]。在“中央定方向-地方抓实施-院校显特色”的三级治理体系下，高校被赋予高级人才供给的核心职能，获得了明确的制度身份认同，通过制度设计强化高校的不可替代性。当前，审核评估范式已由过去“一把尺子量大家”的科层机制转向“自己尺子量自己”的文化机制，评估指标体系也从“一刀切”转向“分类指导”[]。此外，“双一流”建设标准及规则也应符合高校的办学规律及特性，立足高等教育核心职能，对“双一流”建设评价体系实施针对性优化，建立分类施策的学科评价标准。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和治理体系创新支持高校特色学科建设差异化资源配置，释放高校在保持人才培养本色的同时拓展特色发展空间，最终形成多元共生、优势互补的高等教育生态格局。
其次，高校与行业深度协同。以“需求导向、共建共享”为原则，精准锚定产业需求反向定制专业群，由行业协会牵头梳理岗位能力图谱，指导高校调整专业设置。动态更新教学标准，引入行业最新技术规范作为课程内容，邀请企业专家参与编写活页式教材,打造“校园+职场”双课堂。组建由高校教授、企业首席技师、行业研究员构成的跨机构教学团队，通过线上平台实时同步企业技改项目进展，将其转化为案例教学素材，实现虚拟教研室联动。将企业满意度纳入专业评估指标，教师评职称增加一定比例的企业服务项目或成果转化收益，建立双向激励约束机制。设立“产业教授”特岗，吸引退休高管、技术骨干授课，并对接收实习生超过一定规模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参与教材开发的技术人员可折算继续教育学时，试点“订单班”学费补贴政策，降低用人成本，构建全链条协同生态。
最后，高校“育人”文化品格彰显。高校质量文化集中体现了高校“育人”的本质属性，通过价值导向与行为规范的协同作用，引导师生群体在专业实践中逐步形成共识性的质量追求与行动范式。这种文化形态既是对高等教育专业性的精神凝练，也是调控教育教学活动的内在标尺，其内核在于将质量意识转化为群体自觉的价值取向与职业操守。高校质量管理虽然具有规范性与强制性，但不能被过度放大，其治理体系重构需兼顾共性管理规律与教育特质，尤其应凸显“立德树人”的价值导向。通过内外联动，既坚守高等教育本质属性，又赋予其新时代内涵，最终实现从传统高校向现代教育创新高地的转型跨越。
